译者：王宇涵
出版：中信出版集团/漫游者
自由市场优生学
现如今，基因编辑选择不论好坏，可能均受到消费者选择和营销说服力影响。那么，这么做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应像处理其他剩余选择一样，将基因编辑决定权留给个人和父母？我们为何必须召开以“道德”为主题的会议，寻求广泛的社会共识，让所有人握手同意？允许你我和其他希望我们子孙后代拥有最佳前途的人做出决定，难道不是最佳做法吗？
先让我们放松精神，通过提出以下最基本的问题，避免产生对现状的偏见，如：基因改良有何问题？如果可以安全进行基因改良，我们为何不应以此种方式，预防畸形、疾病和残障？为什么不提高我们的能力，加强我们的特性？杜德纳的朋友、哈佛大学遗传学家乔治·丘奇说：“我无法理解，为何消除残障、让孩子拥有一双蓝眼睛或增加15个智商点，会对公共卫生或伦理道德构成切实威胁。”
事实上，难道我们没有保障我们子女和未来人类福祉的道德义务吗？几乎所有物种都拥有一种进化本能，这种本能深深刻在进化的本质之中。这种本能使这些物种竭尽所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子孙后代茁壮成长的机会。
沃尔特·艾萨克森
最先提倡这一观点的哲学家是牛津大学实用伦理学教授朱利安·瑟武列斯库（Julian Savulescu）。瑟武列斯库教授创造了短语“生殖慈善”（procreative beneficence），用于解释为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选择最佳基因的道德合理性。他认为，不为孩子选择最佳基因，可能并不道德。他坚称：“夫妇应选择拥有最大可能获取最佳生活的胚胎或胎儿。”有人担心，允许父母为孩子选择基因，可能会使富人为自己的孩子购买更为优质的基因，进而创造加强型精英新阶级（甚至亚种）。对这一担忧，瑟武列斯库教授甚至不屑一顾。他写道：“即使会保持或增加社会不平等，我们也应该允许人们选择非疾病基因。”他特别提到了“智力基因”。
为了分析这一观点，让我们再进行一次思想实验。想象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基因工程主要由个人自由选择决定，政府几乎不实施监管，也不存在生物伦理专门委员会，告诉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走进一家生育诊所，如同在一家基因超市中一样，有人递给你一份清单，上面列有你可以为自己的子女购买的特质。
你会消除诸如亨廷顿病或镰状细胞贫血等遗传疾病吗？你当然会。我个人也会做出选择，不让我的孩子拥有致盲基因。你会避免让孩子的身高低于平均身高、体重高于平均体重或拥有低智商吗？我们也许都会选择让孩子避开这些问题。我甚至可能会选择需要加价获得的选项，让孩子个子更高、肌肉更强壮、智商更高。现在，让我们假设存在一些基因，让孩子更容易成为异性恋，而非同性恋。你本人并不存在任何偏见，因此至少在最初，你可能拒绝选择这一选项。但是随后，假设没有人会评判你的做法，你会因为希望孩子免遭歧视，或微微增加自己拥有第三代的可能性，而找理由选择孩子的性取向吗？你在进行选择期间，还会确保孩子拥有金发和蓝眼睛吗？
哎呀！情况有些不对。结果证明，这真是一个容易失足滑落的斜坡！在没有大门或旗帜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都会无法控制速度而迅速滑落，也会使社会多样性和人类基因组跌入深渊。
虽然这听上去与《千钧一发》中的场景颇为相似，但是2019年， 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家名为“基因组预言”的创业公司使用胚胎植入前诊断，启动了一项现实世界版本的婴儿设计服务。体外受精诊所可以将可能成为婴儿的细胞基因样本发送给该公司，为几天大的胚胎中的细胞进行DNA测序，形成对患有各类病症概率的数据推测。要成为父母的夫妇可以根据他们希望孩子拥有的特点，选择将哪个胚胎植入体内。该服务可以通过筛查，消除细胞中诸如囊包性纤维症和镰状细胞贫血等单基因疾病。测试可以利用数据预测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及公司宣传材料中所写的“智力残障”和“身高”等方面的多基因疾病。公司创始人说，十年之内，公司将可能拥有预测智商的能力，从而让父母能够选择生下聪明过人的孩子。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简单将此类决定交由个人选择所存在的问题。最终，通过个人选择决定的自由或自由主义基因与受政府管控的优生学一样，将我们引入一个多样性减少、有违规范的社会。虽然这可能令父母颇为高兴，但我们最终将生活在一个创造性、启发性和优势性更低的社会。多样性不仅有利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我们人类的进步。与其他任何物种一样，我们的进化和韧性是因基因池随机性的增大而得到加强的。
问题在于，正如我们此前的思想实验显示的，多样性的价值与个人选择的价值彼此矛盾。身处一个社会中的我们可能认为，人们有高有矮，有同性恋、有异性恋，有的性格温和，有的容易愤怒，有的双目失明，有的视力正常，这对于群体而言具有根本性益处。但是，我们有什么道德权利，要求另一个家庭仅仅为了增加社会多样性，放弃其希望进行的基因干预？我们希望国家对我们提出同样的要求吗？
实施某些对个人选择的限制的一个原因是，基因编辑会加剧不平等，甚至会将不平等永久刻入我们种族内。当然，我们已经对因出身和父母选择造成的不平等予以默许。我们欣赏为孩子朗读、努力确保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教孩子踢足球的父母。也许我们会有些意见，但是我们甚至能接受聘用SAT老师、将孩子送往计算机夏令营的父母。许多此类做法将让子女获得与生俱来的特权所带来的优势。但是，不平等已经存在的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支持人们希望增加或永久保留不平等的论据。
CRISPR 技术发展的关键人物（从左至右）：乔治·丘奇，杜德纳，张锋，沙尔庞捷。
允许父母为子女购买最佳基因将导致切切实实的不平等的加剧。换言之，这不仅仅是一次巨大飞跃，而且会让人们进入一个彼此断开连接的新轨道。经过数世纪，在削减以出身为基础的贵族和社会地位体系后，大多数社会已接受一个道德原则，这一原则也是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我们相信机会平等。如果我们将经济不平等转化为基因不平等，根据这一“创建平等”的信条产生的社会纽带也将遭到破坏。
这并不意味着基因编辑本质上是一件坏事。但是，这一道德原则确实表明，不能让基因编辑成为自由市场的一部分。在这一自由市场中， 富人可以买到最优质基因，将其融入自己的家族。限制个人选择的做法难以通过强制手段加以实施。各种各样的大学录取丑闻向我们证明，为了让孩子获得优势，父母愿意违反多么重大的规定，愿意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此外，还要考虑科学家创建程序、获得发现的自然本能。如果一个国家实施限制过多，其科学家将前往他国， 生活富裕的父母会在某个富有创新精神的加勒比海岛屿或海外国家的安全之地为子女进行基因编辑。
尽管存在此类反对意见，但就基因编辑达成某些社会共识依然是可能的，无须简单将该问题完全交由个人选择决定。从商店里的小偷小摸到性贩卖，对于有些做法，我们无法完全控制，只能用法律制裁和社会谴责相结合的方式，使此类行为发生的次数减少至最低。例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新型药物和程序实施了监管。即使有些人购买药物是为了满足核准标识外的需要，或前往其他地方接受非传统型治疗，但是该管制仍然颇具成效。我们的挑战在于弄清基因编辑的标准。随后，我们可以设法制定规则，实施社会性处罚，让大多数人合规行事。
扮演上帝
我们对决定自身进化、设计自己的婴儿感到不安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们将“扮演上帝”。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说：“38.5 亿年来，进化一直以优化人类基因组为目标，发挥着自身作用。我们真的认为，对某些少数的人类的基因组进行修补会改善进化，不会造成多种意料之外的后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