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延世大学未来政府研究所所长文杰：我们研究了多个国家的人工智能道德准则，我们发现其中最缺乏的是来自社会，尤其是底层群众的声音。举个例子，收入高的人群对人工智能的未来更为乐观，收入低的人群反而比较抵触人工智能，担忧人工智能会对他们的未来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脆弱人群的需求。
印度Omdena创始人鲁德拉得·米特拉：与其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由政府决定如何管理人工智能，不如让人们也有机会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决定他们想要构建什么和使用什么。我们可以通过“知识民主化”去赋权公众，让他们也有机会参与人工智能治理层面的解决方案。
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局首席执行官苏里纳·舒克里：举个例子，审计在检验政策是否被贯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的审计人员却往往对人工智能知之甚少，我们迫切需要大量了解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审计人才，以确保我们提出的很多治理框架是可行且有效的。
香港中文大学数据科学与政策研究所所长黄伟豪：我们不应该为所有国家制定统一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对有些国家来说，与其把所有人都变成人工智能专家，不如取长补短，让人们去做一些人工智能还做不到的事情，例如，需要创造力和社交能力的工作。
未来社会AI 倡议联合创始人兼主任赛勒斯·霍德斯：如果在构建和部署人工智能治理解决方案时缺乏国际合作，人类能承担得起相应的代价吗? 因此我坚定地相信，各国自身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建设，都需要一个由全球科学家和相关专家组成的资源网络来支持。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人工智能与数据治理中心副主任马克·芬德利：人工智能在解决全球危机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凭一己之力可以应对全球危机。因此我们不能只关注数字主权和经济利益，否则就人工智能就无法起到促进全球社会效益的作用。我们需要更全面地思考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准入问题，国际间通力合作，而不是把一切都当做国家利益保护起来。
南非Webber Wentzel 律师事务所首席信息官沃伦·海罗：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明确人工智能的现状是什么，以及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根据普华永道的一项研究，其中有86%的CEO表示，数字化是他们的第一要务。企业需要从根本上思考自己的商业模式，才能在这些变化中生存下来。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如何在这一关乎全球发展的领域内，将“治理”与“合作”前置？本次由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为国际支持机构的首届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提供了有力的回应。
In Case You Don’t Know…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为联合国最大的全球发展网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世界范围内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致力于减少贫困、消除不平等，实现包容性与可持续发展。我们协助各国优化政策制定、增强协作能力与制度建设能力，并提高各国的适应能力，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